生于南方的青年画家陈一耕，是一位多才多艺，具有诗、书、画、印多方面修养的山水画家。自20世纪末定居北京以来，就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学习。在中央美院学，在中国国家画院学，近年又续读于龙瑞为导师的山水画精英班，仿佛学不够似的。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坚实的笔墨基础，他要为他的作品注入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
　　陈一耕的作品表明，他的山水画直接承继了黄宾虹、李可染一脉相承的笔墨激情性、审美现代性与结构的开放性，并渗透了自己的情感于其中。他和他的师辈一样，注重以自然为师与自我为本相结合，进行创意性的提炼与归纳，强调山水的对景写生。在他看来，只有徜徉在自然的真山实水之中，他的笔墨才能获得感性的生命而最少理性的束缚和规范，才能感受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佳状态，使他的作品美感、精神、境界获得了开放与伸展。因此，他的作品以不定于某家某派的固定模式、笔法、墨法为特点，不墨守前人已往的笔墨成规，也不遵循一成不变的创作方法，而代之以率性而为、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天真本色。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笔墨功力和南北山水的兼收并蓄，灵活地综合了古今艺术之长，独出机杼地领悟出了自我的艺术表现形态，形成了“无法之法为至法”的强烈艺术风格。
　　其“无法”为陈一耕的作品带来了天然情趣，甚至朴拙鲜活的形式意味，兼之于画家所具有的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力、对生存世界的直觉体验，才能以天真率性的情绪和出于本色的艺术手法，乃至对水墨材质的熟练把握，进而使他的作品在独特的取向上收到了全新的艺术效果，而显示出生机勃勃、生气盎然的品格。其必然的结果是，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共同作用，为陈一耕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平台，他看得深、看得远，也必然会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来。
　　无可置疑，陈一耕是从传统文化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踏入艺术之门起步于书法、篆刻，他曾用10年的宝贵光阴沉迷于其中，体验着在传统文化中的苦与乐。如果说，陈一耕的绘画艺术，无论是他的山水还是人物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这应得益于他的书法和治印所奠定的功力。他对传统理解的最宝贵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传统发展的动力，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因为他懂得任何艺术都是脱胎而来的生命，所以，他在传统武库中精熟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演练与创造。当代书法和古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所承载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它的艺术功能的强化和艺术规律的探索已成为今天书法艺术的大趋势。陈一耕是中国书法的虔诚信徒，又是一位勇敢的叛逆者，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唯此方可谓真正的继承者。
　　在他的书法历程中，既沉醉于北魏碑学的朴拙率真，又被二王的笔法气韵所倾倒，更为鲁公的一变古法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他还喜欢徐渭的行楷、金农的行草、吴昌硕的钟鼎、邓石如的小篆，但他时时警惕自己不要陷入一家一派的藩篱而无从自立，从而在临习和创作中养成以我为中心、物为我用的原则。其入与出的敏捷，融会贯通的迅速，与其说是“窗底自用十年功”的修炼，不如说是他牢牢地把握住了自己的本然状态并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出来，逐渐形成了生拙、苍茫、含蓄、古朴的个人风格。
　　陈一耕的篆刻艺术，成就也尤为突出。他治印历史，早于绘画，是从他开始学习书法时起步的，“能从笔法追刀法”（林散之语）。他始宗汉印，又结合吴让之的凝炼、黄牧甫的严谨和赵之谦的豪放，融诸家各派于一炉，以小篆、汉碑的体势、笔意入印，即“印从书入，书从印出”。在他研习书画的艺术生涯中，无时不执笔操刀，以盘钢切玉之美渐入化境。他的印风留下宋板印象，既新又古，自然而然地把人们的视觉带入充满书卷气的方寸之中。遍读他的印作，既没有复制别人，也从不重复自己，而是着意地去改变自己，不断地为自己的作品注入崭新的活力，终于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古朴稚拙而又生动新鲜的艺术风格。
　　画论有云：石分三面。陈一耕有冷峻的艺术思考，也有热烈的艺术追求。他的诗、书、画、印兼能兼善所体现的全面修养，既是他情感的张扬，也是他学养的凝聚，更是他长期勤奋治学的结果，显示的是他不同寻常的才情与智慧。
　　就当代现状而言，像陈一耕这样的“四者兼能”的画家已不多见，也不可能多。首先因为人才难得，他们需要比别的画家多文学、书法、治印方面的兴趣与才能；其次是多纬度地用心，成才周期长，学问需要岁月积累；第三，“四者兼能”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修身养性，画家必须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安贫乐道，而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绝大多数画家做不到。由此，陈一耕的“四者兼能”的艺术精神和追求，尤其显得可贵，更有一种对传统文化渊源的承传和保护的意义。
　　面对艰难，面对成功，陈一耕是潇洒的，正如他自己说过的：“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在期待，我更在期待……”